二十多年过去，仍记得小学课本中作家冯骥才所写的《珍珠鸟》，文末是：“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因多次在生活和工作中验证这句话的真理性，我对此印象深刻。
近日接触的一个当事人，让我在百般周折后，又忍不住感叹信赖的重要性。
这是一个劳动争议案件的被告，外省人。我院作为用人单位所在地法院，受理了公司不服劳动仲裁对她提起的诉讼，她对管辖权提出异议。通知预交管辖权异议案件受理费后若干天，她的诉讼费还没到账，于是打电话去询问。她告诉我，某月某日已托朋友交了。再问财务，还是没有与她描述的信息一致的进款记录。然后又是多次电话往来，她坚持称已交。
如是，几天过去了。我便给她发了一份书面的限期补交通知，并将逾期不交的后果在通知中一并告知。然而，她还是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交费，即便我一再强调“如果你确实交了两笔，法院肯定会将多交的费用退还于你”，一再解释“即便显示转账成功，也可能发生退票”。
后来，她不知如何发现了钱确实没交，要求补交。但我明确告诉她，补交的期限已过，按照撤回管辖权异议处理。为此，她软硬兼施：哭诉她一个外地贫穷弱女子来这诉讼多不容易，并威胁要投诉我。她的电话轰炸让我不胜其扰。
最后，她打通其他办公室电话，让我同事转告我，她意识到自己错了，希望我能接受她的道歉，也对我的工作表示了肯定。这在某种程度上，亦算是一种慰藉。
我不敢妄断100元钱微不足道，但由此折射的当事人对法院和法官的不信任，还是深深地刺痛了我。这种不信任，不能不说是当下中国法治发展的尴尬注脚。
信任与法律，既密不可分，又相互作用。从积极的角度讲，一方面，法律规定了一系列有关信任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如诚实信用、信赖利益保护。通过这些原则和制度，人们能够预测自己、他人的行为及后果，形成信任的基础；另一方面，信任又是构建法治社会的重要力量。正是人民的信任，使法律不至沦为一纸空文；正是人民的信任，使法律得以发挥实现公平正义、维护个人自由、造福广大人民等职能；正是人民的信任，共同推动着法治蓝图逐步转化成客观实际。
但遗憾的是，我们更容易看到的，是二者的副作用：公信欠缺的法律和司法制度，不断吞噬着人民的信任；而人民的不信任，又不断侵蚀着法治大厦。
身为法官，虽知信任对于司法高效运行的重要性，但再强大的心，在一次又一次的信任扑空后，也变得伤痕累累。我犹记得，要求调解的案件当事人，在报出价位和付款方案后，因对方看似爽快地同意了，又食言提出于己更有利的方案；我也记得，等待原告提供代理律师的电话，但久等未果，再次去电询问，反被问“你这么着急干嘛啦”。很多简易程序的案件，理论上可以采用电话通知等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到庭，但我们不敢，万一当事人没到庭且称未收到过通知，我们是否按撤诉处理？是否缺席裁判？在案件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下，在强大的媒体和舆论压力下，有多少法官愿意冒因信任当事人而可能影响办案进程、可能存在程序瑕疵的风险？
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我们从来不缺信任文化。有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伦理教化，有“人无信不立”的处世格言。只是因为乡土社会和耕种文明，这种信任基本建立在宗族、血缘或者相熟的人之间。现代社会，这种纽带的联结越来越淡漠。
为充分发挥信任的力量，作为司法工作者，我们能做的，一方面是提高制度可信度，通过阳光司法，增加制度的合理性、公开性、透明性；另一方面是，恪守职业道德，秉公司法，在与当事人的接触中，形成公平公正的形象，赢得当事人的信任。
而至于法官对当事人的信任问题，不妨让我们来点自嘲精神—— 既然“法官是最接近上帝的人”，那么，我就在案件可控范围内相信你吧，因为我们秉信“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秉信我们彼此信赖，可以共同创造中国法治的美好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