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中的法官形象反思

    2014年11月04日 来源:《宁波晚报》2014年11月2日 作者:郭敬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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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上映的电影《亲爱的》与其说是让观众大掬眼泪的悲剧,不如说是中产阶级生活本身的真实写照,影片将一场曲折纠结的寻子大戏展现得淋漓尽致。赵薇自毁清纯的“格格”形象,塑造的安徽农妇真实到绝对够土;一贯以丑角出镜使人忍俊不止的黄渤,深夜在派出所嚎啕大哭的桥段,把“男儿有泪不轻弹”演绎得让人酸堵;郝蕾在第一次参加“寻子团”活动最后的忏悔哭泣,情感控制与台词张力准确而富有感染力;就连张译扮演的土豪,在生日宴上怀着羡慕失落对失而复得的鹏鹏沉重一吻,刷足了一个配角在影片中的存在感……

  与六大主演淋漓尽致的情感渲染不同的是,影片中赵薇扮演的李红琴为了领回女儿吉芳,而与福利院及郝蕾扮演的鲁晓娟对簿公堂的片段中,法官的角色一改过去银屏上正襟危坐的“高大上”形象,显得有些冷漠与憔悴。这与导演陈可辛通过对“体制内”法官、警察、计生办事员的形象塑造,来折射中产阶级对社会秩序、道德秩序、情感秩序的渴望与诉求目的有关,但不得不承认,这一角色抓住了法官职业真实的另一面。

  庭审片断是从李红琴等候开庭时,镜头切入法庭门缝中,里面传来的一个女人尖利刺耳的画外音“你们法院为什么只替被告说话……”开始的,然后,房门大开,一男一女推推拉拉地走出法庭,一起离婚诉讼的冤家夫妻在庭外又开始互相推搡、争执……李红琴正在观看之际随着切换的镜头被传入法庭,法庭内一个头发微苍的老法官手托眉心,显得疲惫与憔悴。

  由于国外、港台法庭题材影视剧的宣传强势,使“法官大人”的形象在公众心目中根深蒂固,当一个美国法官走进法庭时,大家会觉得他近乎是上帝派来的圣洁天使。这部影片中的这些镜头确实让中国法官形象不够“体面”,但却抓住了当前中国法官职业生态真实的一面。动辄被当事人质问甚至辱骂“你为何要偏袒对方”,现实生活中哪个法官没有经历过?

  声音造型与人物形象紧密联系,影片中的法官话语因为言简意赅,与两位律师唇枪舌剑的对白和李红琴怯懦的喋喋不休相比,显得有些“冷”。如在各方当事人法庭坐定后,法官的:“时间有限,说重点。”在鲁晓娟被证实不符合收养条件,李红琴似乎看到了希望开始央求时,被法官的“我让你说话了吗”打断。再加上镜头从法官身上一扫而过切换到高夏律师欲言又止的定格,都给观众带来了与以往银屏庭审不同的全新画面感和冲击力。

  这仅仅是导演为了突出影片所反映的中产阶级诉求与社会体制之间的冲突,而采用的叙事手法吗?显然并不全面,因为影片侧面反映了当前法院“案多人少”的现实矛盾和法官面临的巨大职业压力。在影片故事发生地深圳,法官的办案数量已经高到了让世界为之咋舌的地步,一个法官年均审结一千余起案件,法官要像陀螺一样不停地运转。镜头对法庭外人声鼎沸的场面扫描,以及李红琴前脚迈出另案当事人后脚跨入的穿梭,把法官的职业生态通过镜头组合构建出来。

  属于这位法官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在两起案件审理的交替之机,与李红琴刚步入法庭时一样,法官又满脸焦虑与疲惫地用手托在双眉之间……这一动作表达出的符号意义,没有停留在过去的庭审影视对于法官威严的渲染上,而是以更加真诚与真实的方式去关注、发现,并通过影像形象地展现了“中国式法官”的职业状况。

  不长的庭审片断还是努力表现了法律的公平与公正,比如该次庭审选择在“圆桌法庭”进行,法官、律师、各方当事人平起平坐,这种平衡的场景设计彰显了形式公平。法官用了较多的话语对李红琴为何不能领回吉芳进行了法理阐释,当然,法官带有法律思维的价值判断与决定,非但没有得到当事人李红琴的认同,估计也难以得到观众的普遍认可。

  这是诉讼中典型的人情与法理冲突,这一冲突也被导演用来突出剧中人物的矛盾冲突。影片通过大肆的感情宣泄,让观众有一种自觉的角色代入感,观众的思维情感已经被李红琴所同化,认为李红琴继续收养吉芳更为合理,进而认为法官的这种判断有些不近人情。然而,抛开热涨的同情心与导演安排给大家的价值观念,理性地思考一下,凭什么?凭李红琴对这个“捡”来的孩子难以割舍的母爱?还是凭李红琴通过“性交易”弄来的老乡的一份证言?

  这正如我们看到李红琴憔悴不堪地在深圳街头,被一群丢失孩子的愤怒家长痛打一样,没有人不同情李红琴的遭遇并和佟大为扮演的高夏一样,有为李红琴遮挡拳头的冲动。能够激发观众群体化情绪的剧情确实是好剧情,但这种情绪走向并不能替代法律的理性,李红琴与鹏鹏、吉芳的感情是产生在错误甚至违法的行为之上。如法官所言,把吉芳交回曾经的“人贩子”家中,社会该怎么看?

  黑格尔认为悲剧的根源和基础是两种实体性伦理力量的冲突,冲突的双方所代表的伦理力量都是合理的,但同时又都是片面的,每一方都固执自己的片面性,而损伤了另一方的合理性,这就必然导致悲剧的产生。《亲爱的》恰好就是这一说法的有力明证,不管是亲生还是收养,李红琴和鲁晓娟的“母爱”一样真挚感人,这种母爱冲突已经超越了对与错、合法与违法的分界。

  但是法律必须超脱情感认同作出理性判断。影片通过公职人员屡屡“出难题”,来彰显个人情感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冲突,比如警察24小时内不对失踪立案、计生局不给办准生证、城管不让摆路边摊等,必须承认我们的法律与制度还有一定的缺陷,但是如果没有法律、警察这些国家机器,田文军在安徽偏远农村私下解救鹏鹏之举,也早在村民们的铁锹、榔头下流产了。

  我们早已厌倦了银幕上的假大空形象,《亲爱的》以真实的故事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灵魂,才如此令人震撼。其塑造的法官形象虽然没有其他影视剧那么完美,却以写实的手法还原了现实生活中法官的职业困境。法官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如何巩固这道防线不被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所压垮,如何处理“让当事人把话说完”与“案子多得办不完”之间的矛盾,提高司法公信力,还有如何增强全民的法治观念,这都是当前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所不容回避的问题。

责任编辑:郭敬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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