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创作中，以精神病犯罪为体裁的影片很多，其中不乏经典之作，比如《致命ID》、《禁闭岛》等。但就国产影片来说，《暴疯语》无疑是很优秀的一部，刘青云扮演的精神病患者范国生那股戾气，让人感到不寒而栗;黄晓明扮演的医学才俊周明杰那般执著，让人体会医者仁心。暂且放下影片烧脑的剧情、精湛的演技，仅本片中的台词就足够博彩。
“神经病，你们全都对，就我全错。”这是开场范国生与酒店服务员吵架时的一句对白，精神病人大多都不认为自己有病，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其他人才有病，所以真正“神经病”的范国生才会骂别人神经病。这句台词也为影片随后快速展开的一场“杀妻案”埋下了伏笔。
“这个判决不公平呀。”当被害人的母亲得知法庭判处范国生强制入院治疗时，在法庭外发出了让人为之动容的哀嚎。各国、各地法律都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的危害结果不负刑事责任。然而非但受害人家属在“杀人偿命”的报复心理下不能接受，社会公众对这一规定也普遍并不认同。电影所要表现的法律规定与公众观念的鸿沟，由这一声哀嚎凸显得淋漓尽致。
“我经常控制不了我的情绪。”周明杰测试范国生是否经过治疗康复时，范国生的这句话让周明杰认定范国生可以出院了。精神病目前并没有精确的仪器进行指标性诊断，只能凭借临床表现认定。事实证明即便专业医生的经验也并不可靠，一名叫格雷.贝克的记者曾经做过一个“假如很不幸你被当成精神病逮进了精神病院，你怎么证明自己是正常人”的测试，滑稽的是，急于证明自己正常的人最终都被当成了精神病人，反而承认自己有病的人，却被认为是康复了。
“我哪有资格报警呀！”范国生康复出院后受到受害人母亲的不断骚扰，周明杰让其报警，范国生发出了这样的一声叹息。康复前的神病人不愿意去面对，而康复之后的精神病人却无法面对，强烈的自责与赎罪心理往往让他们寝食难安，他们接受不了现实而宁愿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让精神病犯人回归社会，绝不仅是医学“治愈”那么简单，而是需要全社会的容忍与接纳。
“身为主治医生，你怎么保证他不犯事？”面对媒体的质问，周明杰无言以对。近年来，精神病人犯罪数量呈上升趋势，精神病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强制医疗等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由于精神病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一些人可能利用这一法律空白，伪装精神病来逃避犯罪，前些年湖北涉黑人物杨义勇杀人后，用重金收买了一份精神病鉴定书，叫嚣自己从此拥有“杀人执照”。而社会上一些正常人却因为上访惹祸、夫妻吵架、兄弟争财等而“被精神病”，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也让精神病诊断与鉴定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我正常到全世界的人都疯了，我又变回不正常了，有没有病我没得选择。”当已经“正常”的范国生被“不正常”的周明杰逼着吃药时，范国生竭嘶底里地反抗。“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对此已经作出了精辟的阐述。世界上最大的监狱不是墙而是对头脑的禁锢，范国生最后宁愿选择去坐牢，也不愿被作为精神病人治疗。
曾有精神病学专家提过一个“灰色理论”，认为如果将人的精神正常比作白色，精神不正常比作黑色，在白色与黑色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灰色区，社会中有很多人都散落在这一区域内。随着医学知识的发展，对于精神病犯罪的认知也在不断变化，比如过去把女性“以暴制暴”反抗家庭暴力的杀人案，归结于方法选择错误而认为有刑法上的可责难性，直到美国的临床法医心理学专家雷诺尔·沃柯展示了“受虐妇女综合症”下这些女性特殊的心理和行为模式，才使得加拿大、美国等国家认可这属于一种精神异常现象，并据此作出无罪判决。
影片以1860年葛莱斯科皇室精神病院患者的一名话结束：“精神病就像暴风雨，会落在好人和坏人的头上，谁也无法躲避，虽然是永远的不幸，但不比其他疾病来得更罪恶和丢脸。”对于精神病人的世界，需要我们不断探知;对于精神病人犯罪，需要我们正确对待。而当今社会精神诊断鉴定的乱象、公众对精神病人的歧视、精神病犯人的社会融入难题、法律规定与百姓认知矛盾，都可以回归到贯穿该影片的一句台词：“该吃药了。”